我院3位教授受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第一项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权力规制则是一种权力运作过程之外的存在，事关外部力量对权力主体行为正当与否的评价。[2]参见林维：《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另一方面，它作为立法机关的优势也可以使其通盘考虑权力治理的多元方式。从某些解释结论来看，也屡屡存在着突破文义的情况。正因如此，功能复归并非简单地回归最初的设定，而是要吸收功能扩张中的有益因素，从而实现功能在复归中的再发展。第一审级为对事实和法律的全面审理。(三)整合审判权力功能的理性复归：审级制度与判例引导 面对必然存在的自由裁量，人为地割裂或者分离都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考虑到这一点，应当在既有的良好初衷的基础上反思实现功能的复归。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力图取代法官解释权的个案评价功能。[6]2010年，欧盟司法专员薇薇安·雷丁向欧洲议会提出了关于被遗忘权的议案。

在瑞士法上，除非仍然具有新闻价值，否则出版任何带有他人姓名的犯罪历史都是违法的，[19]因为再社会化的生活和个人价值已经超越了公众知晓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姓名的权利。相较而言，被遗忘权与信息自主权的关系较难厘清。同时，市场化机制也难以合理平衡相关权利和利益。此时，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并非不法，且已脱离了信息主体的控制，不在信息自主权的范围之内，只是为目的性限制原则所制约，即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消灭后，信息管理者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删除个人信息

[9]该文把不相抵触原则适用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两个阶段，但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不相抵触的标准。三是违宪的行政法规应予撤销的法律效力。

该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主要从是否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行政法规送审稿进行审查。三是对行政法规的内容的合宪性做了实质性规定。从宪法第89条第1款排除依据宪法的价值依据之后，还可以比较好地处理宪法与立法法之间的价值关系。围绕着行政法规的违宪问题在实践中影响最大的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

[2]在《建议书》中，俞江等三位博士根据2000年《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而国务院法制机构在审查送审的行政法规草案时，首先要审查行政法规草案是否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立法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前款规定，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总的来说，分为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两类[5] (P11)。

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中，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作为立法原则，它要求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7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制定机关按照所提意见对存在违宪问题的行政法规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

国务院作为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严格地履行自身的职权，不得享有宪法上的任何特权，必须要依宪行政，接受合宪性审查和宪法监督。由于宪法并没有在不同的立法主体之间进行实质性的立法权限的划分，结果，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相互交叉、相互矛盾的现象的出现。这就意味着行政法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判断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其他机构无权作出此种判断。第三，在行政法规的实施过程中，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职权立法权由于是由宪法直接赋予，且往往是随行政机关的产生而产生，因而它属于行政机关固有的权力。当然，这种抵触法律判断也可以由行政法规的批准生效机构作出，不过，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之后就直接生效，所以，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判断必然会发生在行政法规制定之后。

因此，在法理上就存在着行政法规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合宪性问题。第87条第1款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但是，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对该条款进行过正式的宪法解释，所以，在法理上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其主要问题是三博士没有在《建议书》中严谨地证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属于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所规定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行政法规。

二是对行政法规的立法原则提出了合宪要求。依据现代法治原则，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只能依据法律，进行相关的授权立法，而不能依据宪法直接立法或进行授权立法。

该条款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命令和决定。2015年新修订的《立法法》第65条第2款、第3款是对行政法规的形式合宪的要求。但是，如果从违宪审查的严格法理来看，《建议书》中的法理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根据上述条文，如果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对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做了明确的规定，便构成实质违宪，特别是如果行政法规规定了限制和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的条款，这样的行政法规必然构成实质性违宪。

现行宪法第5条第5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现行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对行政法规的内容提出了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要求，是对行政法规的实质性合宪的期待，有助于行政法规内容的合宪。结合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和第67条第7项的规定，行政法规不得违宪，违宪的行政法规应当无效，这是现行宪法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所持有的原则性立场。

只有行政法规合宪，宪法的权威性才能得到有效尊重，因此，只有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落到实处，合宪性审查机制才能运行良好，合宪性审查制度才具有保证宪法实施的实质性意义。对于行政法规受合宪性的控制，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是毋庸置疑的。

只有在《立法法》第65条第3款所规定的授权情形下，国务院才可以制定行政法规规定本来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该条款可以被理解成为国务院既可以直接依据宪法，也可以直接依据法律，来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命令和决定。在我国，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以及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即为职权立法。

由于同样都是依据宪法，所以，当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与依据宪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发生价值冲突时，就不能当然断定法律优于行政法规，而必须由制定宪法的机构或者实施宪法监督的机构来加以判断。……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对不相抵触所表达的法律状态我国法学界一直有学者在研究，对行政立法的不相抵触原则也有一些研究文章，例如，柳砚涛认为:不相抵触原则是我国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该条款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主张:即便是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也不能超越宪法赋予的制定行政法规的职权随意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也要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不享有任何特权。

首先，在行政法规出台之前，对行政法规草案是否合宪的审查，有制度上明确的程序要求。四是在行政法规起草过程中，对行政法规草案的合宪性进行认真审查，保证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符合宪法的要求。